3.1.3古陵州地区历史时期植被的变迁。植被的变迁对环境具有指示作用8，同时也是农产品品牌变迁的基础。由于中国五六千年前曾经有过相当长的温暖湿润的气候时期，大部分地区覆盖着面积广大和丰富的天然植被，包括森林和草原，以后随着气候的变化，主要是人类活动的影响，有些地区天然植被被砍伐殆尽，有些地区天然植被被人工作物所替代，有的地区天然植被被破坏后又为次生植被所覆盖，有的地区由于人类活动较少，原始植被保持良好。因而数千年来我国森林草原的景观有很大变化，天然植被—栽培植被—次生天然植被—栽培植被交替出现，这些对各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具有很大的影响。古陵州地区原为一片亚热带森林。唐宋时代龙泉山还保持着茂密的森林，植被覆盖十分良好。经过明清两次“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之后，河谷地区土地承载力已经达到饱和，移民纷纷向龙泉山中流动，甘为“棚民”。清朝中叶流民极盛，以致多年老林，尽遭砍伐。到清末已是荒山秃秃，到处可见，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可见古陵州地区应是天然植被破坏较晚而程度又极为严重的典型地区。随着大片森林被垦辟为耕地，植被减少，森林覆盖率逐年下降9，水土流失加剧，环境日益恶化。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洪灾和旱灾发生的次数渐多，周期渐短，故而“无雨则旱，有雨则涝”。而涝灾旱灾过后往往伴随着虫灾的来临。通过对古陵州部分地区的实地考证得出，古陵州地区历代农产品品牌的变迁与历史时期植被的变迁息息相关。

3.2贸易因素

3.2.1政治与经济

农产品品牌变迁与具体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历代统治者均重视农桑，所不同的是治世的统治者重视农桑，是为了百姓能够小康，而乱世的统治者重视农桑，是为了满足其一己之欲的挥霍，故治世多为农产品品牌的繁荣时期，而乱世多为农产品品牌的凋敝时期14。而随着封建社会“治世—乱世—治世”的循环，社会经济有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农产品品牌也在不断的变迁，但是由于诸多因素共同制约，这种变迁并不仅仅是对原有农产品品牌的简单替代，最重要的是，人们根据自身能力的大小在农业生产上的一种创新，所以“鹅溪绢”、“攒丝”、“文宫枇杷”各为一代之品牌，并不能长盛不衰，终究要为其他的品牌所取代，且“鹅溪绢”只见于唐宋，“攒丝”只盛于明清，“文宫枇杷”出于当代。

3.2.2农业区域开发与地区差异。该区山地、丘陵、河谷平坝各为三分之一。山地主要发展畜牧业，所产多为牛、羊和兔等畜产品。丘陵地区主要种植有油菜、甘蔗、烟草、麻类 、蔬菜、蚕桑、茶叶和水果等经济作物。河谷平坝多种植粮食作物，主要有有水稻、小麦、玉米和红苕等等。由于农业开发的地区差异，该区域内三种主要的农业生产区互补性强，彼此间相互依赖十分明显，这有利于打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束缚，从而形成一个区内整合的经济圈，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区内贸易活动十分频繁。

3.2.3人口的增长、分布和迁移。农产品品牌的兴起和变迁必须以人力资源的丰富为前提，大量优质的原材料为基础。一方面，在古代的生产力状况下，人口的增长，人力资源的丰富，既利于优质原材料的生产，又促进了原材料向制成品的加速转化。在封建社会，陵州地区先后有两个人口高峰，一是开元盛世，以安史之乱为结束；一是康乾盛世，并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10人口迁移，促进了人口的合理分布，且外来人口占大多数，土著渐少11，劳动力富集的同时，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加工工艺这，有利于产品优势的形成，为古陵州地区与其他地区贸易活动的开展准备了条件。

工矿业的分布与兴衰变迁。古陵州地区历代盐井众多12，所产井盐远近闻名，把持井盐生产的地主豪强获利十分丰厚，但碍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局限性，地主豪强的获利并没有转化为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用来“买田置地，以为永业”，这就为农产品品牌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反之，盐业中衰之时，同一时期的农产品品牌往往发展迟缓，甚至为其他的品牌所取代。

3.2.4城市分布、交通路线变迁以及封建国家统一市场的形成。古陵州长期为成都所辐射，有政区优势。仁寿县、籍县、贵平县、始建县和井研县都长期建有城址，居民人口都在一万人上下13，亦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该地区紧靠川南交通线，亦不失交通优势。其所产诸物，首先满足贡赋，除此之外，一部分作为商品，通过龙泉驿、阳安驿上当时川中最重要的驿路交通线－－成渝路，北过龙泉山脉而销成都，南走川南而达两广、江淮和华北，其广阔的市场足以让任何农产品品牌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封建国家的统一市场为一个稳定的贸易环境的创造提供了重要保证。反之，由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分散性导致的封建国家的分裂割据，使得城市萧条、交通不畅和市场分割，从而引起贸易环境的恶化，农产品品牌就会趋于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