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四川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曾学文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坚持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把握发展规律、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而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其丰富，我们要正确把握，认真领会，全面贯彻。要解决我省的发展问题，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与四川农村经济发展

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2004年实现全省生产总值6556亿元，比上年增长12.7%；经济总量居西部第1位；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2580.3元，比上年增加350.4元，增长15.7%。按人均评价，四川农业在全国仅位居中等水平，有的指标甚至为中等偏下水平。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一）以人为本与人力资源和谐发展

发展经济人才为本；人才培养，教育为本。我省农村人口约占68.9%，5500多万农民素质的提高，决定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业在国际国内竞争中的地位。据调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中，高中及其以上文化占4.29%，初中占33.05%，小学及其以下文化占62.66%；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的达76.4%，接受过短期培训的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的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0.13%。不仅如此，我国每年有百多万小学和一千万初中毕业生，没有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的机会回到农村。这样的劳动力素质结构，显然与发展农村先进生产力极不适应，与推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极不适应，与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极不适应。可以说没有农民的素质提高，就没有现代农业；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实践证明，投资于人才、社会、无形等资本的收益要高于投资于自然资源开发、物质资本和有形资本的收益。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投资于民，扩大各种就业和发展机会，提高各种发展能力，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提高生活质量。

（二）城镇化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吸纳农民，推进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聚集，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与工业化相伴随的是人口城市化、经济货币化和生产的社会化。2004年全国城市化率达到41.8%，而我省城市化率仅31.1%，有2500万人居住在城镇中，四川城镇人口逐年上升，与1990年和2000年相比，分别增加了9.9%和4.4%。实现农业现代化意味着根本改变农民占多数的局面，逐步把农业人口变成少数。将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比265：1调整为1：0.8（即韩国现有水平），需要付出很长时期的努力。首先取决于农村工业化及其它非农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其次取决于农业结构向高附加值转型的速度和规模。不能低估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非均衡性。

（三）统筹协调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植根于两个方面：一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采取科学的经营方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需要采用科学的经营方式，要节约能源和重要资源，发展循环经济。要坚持统筹协调农业与其它产业关联互动的内在联系，推进农业由传统经营向产业化、现代化、城镇化转变；统筹协调农业生产、农产品质量和农产品消费三项安全工作，推动农产品质量由优质专用向优质、安全、高效转变；统筹协调农业生产、生活、生态三个领域，推进农业发展由注重生产领域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方向转变；统筹协调产量、质量、效益目标，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由高产高效向农产品竞争力增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转变；统筹协调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村市场体系和农业保护体系建设，推进农业工作方式由单纯抓生产向综合引导、支持、服务、保护、调控转变；统筹协调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流通三个关键环节，推动农业向商品化、产业化、现代化转变。在统筹协调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以科技为依托，以项目为载体，以产业化经营为根本途径，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影响我省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农业和农村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当年价）由七八年的900多亿元提高到2004年的2200多亿元。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农村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实质性发展。但是，农村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许多障碍性因素，制约了经济发展的进程。

（一）城乡投资异化，农村基础建设滞后

目前，在我国国民经济分配格局中重工、轻农的现象比较突出。一是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比例逐年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对农业支出的绝对量是不断增加的。但是，七八年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仅为10%，2001年为8%,投入逐年减少。2004年四川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按投资比重排列，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为20.89%；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达到18.86%，第一产业中的农林牧渔业仅为8.68%，依然偏低。二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逐年下降。去年全省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600多亿元，其中用于第一产业投资只占4.5%。八五年以后省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量也相应有所增加，但农业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一直停留在8—9%之间，增幅没有多大变化。三是政府投资偏重对城市的“锦上添花”，缺乏对农村的“雪中送炭”。城市建设由政府投资，乡村公路建设要农民筹资；城市义务教育由国家拿钱，农村“普九”以农民出钱为主，全国“借债普九”造成乡村欠债五佰多亿元。目前，全省还有相当数量的乡（镇），电报、信件靠自取，急件靠传口信，现代信息进入乡村的数量少、速度慢。四是农业基础建设薄弱。由于历史欠帐太多，我省水利、交通、通讯等虽然有较大发展，但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现有的水利工程大多是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大部分已年久失修，设施老化，新建的工程，又有不少设施配套不全，难以发挥工程作用。四川公路密度在西部名列第6位，但乡（镇）通公路的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县、乡公路数量少、标准低、质量差，人流、物流不畅，有10%左右的村不通公路；现行的城乡差别税费，致使农村客运不堪重负，农民处于“乘车难”，行车安全难保的境地。同时，农村运输工具十分落后，汽车运力仅20%，拖拉机运力40%左右，交通运输仍然十分落后，制约了农民增收。

（二）农村投入不足，农业缺乏发展后劲

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为了扶持农业的发展，每年全国财政支农约二千多亿元，但支农资金“支农率”很低。一是乡镇运行困难，无钱支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表明，财政支农资金有70%左右用于农业行政事业单位事业费，而没有用于农业生产本身。近十年来，我国65%的乡镇负债严重，出现财政危机，其中以中西部地区最为严重，濒临“破产”的经济状况已严重制约乡镇人民政府的施政能力。一般乡镇人员都有百多人，多的高达三百多人。可谓“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我省不少农区，县级财政支农资金90%左右用来“吃饭”，地市级财政支农资金中用来“做事”的也不多。我省农民手里的余钱不多，用于投资的能力有限，各级财政支农资金不足，制约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二是财权过度集中，倾斜城市而抑制“三农”。据调查，国家实行分税制和财政“分灶吃饭”以来，中央和省不断加大财政集中力度，中央、省以上财政占GDP的比重、占五级（中央、省、市、县、乡）总财力的比重逐步提高，形成财力“向上级财政、向大城市过度集中”的倾向。三是事权下放，“三农”发展成“无米之炊”、“无源之水”。民兵训练基地、武警部队、消防部队营房建设和设备购置、军队离退休人员及医疗开支，地震、气象部门经费、粮食超储补贴和挂账贴息等，不属县级政府职能，却要县财政来负担；支农、科学、教育、文化、公安装备购置、基本建设、乡村道路改造等事权在县，财权却在省、市，支出要县来承担；文化建设事业费、公安交通管理费、公路养路费等收费已全部或大部分上缴省级，可相关支出却要县财政支付；还有农业、科技、教育、公检法、计划生育、文化、卫生等比较大的支出项目，超出了县级财政的承受能力；以及还有许多上级开口子，下级出票子的政策，造成县乡财政难以为继。近年来，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绝对额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低于财政支出增长幅度，占财政支出的份额下降，与农业发展的需求相差甚远。

（三）现行信贷政策，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强调对“三农”要“多予、少取、放活”，可是现行的银行信贷政策，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一是银行信贷“嫌贫爱富”，制约了发展农村经济。近年来各国有商业银行为防范信贷风险、追求贷款高效益，普遍实行的是“扶优限劣”、“扶富不扶穷”、“扶城不扶农”等信贷投放政策，对农村地区分支机构纷纷实行“零风险”管理和“增量调整、存量移位”等限制“三农”贷款的新措施，信贷已从A级以下企业和农民全面退出，转为向城市2A以上企业倾斜，而在我省农村2A以下的中小企业和农民，恰恰是农村经济的主体，则成了信贷限制的主要对象和“扶优限劣”的主要受害者。信贷“扶优限劣”把农牧民和中小企业几乎全部排斥在信贷准入的“门槛”之外。二是对“三农”实行贷款高利率浮动政策，限制了“三农”发展。按我国现行贷款利率浮动政策，商业银行贷款可在人行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再上浮70%或下浮10%，农村信用合作社向“三农”贷款的利率最高可上浮一倍，金融机构利率的高低，主要视企业或自然人在银行的存款数量、负债比例、效益好坏、信誉高低等条件而定，条件好的可以享受基准利率、小幅上浮或下浮利率，差的可上浮到最高利率。“三农”本来就处于弱势，农业只是微利，农民种粮除去种子、农药、化肥、用工成本后，有些作物甚至是亏本。这种利率浮动政策执行的客观结果是，“三农”自然就成了享受最高利率的主要对象。据调查，我省农民及农村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含利息、登记费、评估费等）目前高达12—17%以上，比城市居民和优势企业6%左右的贷款成本，高出一倍以上。随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对“三农”的贷款利率还将大幅提高，与城市居民、大中型优势企业享受优惠贷款利率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四）农村从业人员素质低，科技促农增收难

据调查，目前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50.05%，初中文化程度占43.32%，高中及其以上文化程度仅占6.63%，其中从事种植业劳动者素质更低，许多地方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种田农民多为妇女、老弱，影响了生产效益，难以赚钱增收。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高低，关系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和程度，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到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目前全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40%。推广的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偏重栽培技术改进和物质性投入，面对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要求的“全方位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尚待开展。近年全省农业增产中的平均科技贡献率仅35%，与发达国家的60%以上和东部沿海省区的45%以上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五）城乡收入差距大，居民消费悬殊多

分配不公是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但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一是在收入绝对差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2004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00多元，同比增长9.5%。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支出2000多元，比上年多支出319元。在收入增长速度方面，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绝大多数年份高于农村居民。二是不同地区农民收入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从农民纯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来看，丘陵、山区农民纯收入水平比平原区农民低得多，差距明显。2003年我省平原、丘陵、山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9.1%、6.0%、4.7%。丘陵、山区比平原区分别低3.1百分点和4.4百分点。三是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大。去年，四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0多亿元，增长14%，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00多元，仅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1.56%。城镇居民消费已逐步转向以住房、汽车、家用电脑等为消费热点的结构升级阶段，农村居民正处于彩色电视、洗衣机、电话机等大众化耐用消费品的普及阶段，而且无论是生活消费品还是耐用消费品，农村与城市在档次和质量上都有明显差距。

（六）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位，农民缺失基本生活保障

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位，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大难题。一是基本生活缺少保障。在城镇，以失业、医疗、养老保险，工伤、生育保险，以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保体系，已基本建立；在农村，除局部开始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个别地方开始探索医疗保险制度外，社会生活保障体系根本没有。城市职工女55岁、男60岁退休有工资，而农村80岁的老人还要按人头分摊筹款。去年全省城市居民实际领取低保金的人数达150多万人，低保支出十个多亿，基本实现应保尽保；而农村绝大多数只有传统的五保供养制度，2004年全省低保和传统救济总人口仅为200多万人、约占农村人口的3%。二是看病难、就医难。去年全省有卫生技术人员25万人左右，城市每万人拥有卫生人员40多人，农村为20人左右；城市每万人病床数46张，农村仅为16张。城市医院数量较多、医疗设备较好、医生素质较高，而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有所改善但无实质进展，一些全民性的卫生防疫、防病措施在农村难以落实，有的传染病、地方病长期得不到根治，不低的药价和医疗费用，使多数农民看不起病，不少农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城里人生死在医院、病了选医院，农村人生死在家里、病了缺诊所”的现象仍然存在。

总之，城乡差距既是客观的、现实的，也是不容回避的。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历史任务。

三、促进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坚持工业化与城镇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发展中国家选择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服务社会化是历史的必然。构筑和谐社会，一要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推动城乡统筹、实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二要始终坚持以市场机制为基本手段，充分发挥自然禀赋差异性和资源性后发优势的作用，打破城乡之间的市场藩篱，促进城乡资金、劳动力、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搞好城乡产业的对接，形成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带动城乡共同发展。三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是推动城镇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城镇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契入点就是要把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起来，逐步实现“三个联动”，既产业化与工业化的联动、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联动和产业化与城镇化的联动。

（二）增加农村投入，搞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城市农村协调发展的精神，逐步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一要逐步建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机制。遵循“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发挥各级政府的主体地位；积极扩大投融资本市场，鼓励和支持业主开发，吸纳社会资金；建立起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二要提高投入产出效益。坚持以效益为中心，围绕提高农业装备水平、优化农业发展环境、改善群众生活质量，把基础设施建设与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经济和农业综合开发结合起来，治水、改土、兴林、修路、办电、建园协同推进，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力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对农业投资要确保专款专用，切实落到实处。

（三）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积极发展农村信贷

当前，一要注意解决国家政策原因造成的乡镇企业财政负债，确保乡镇正常运转的经费和资金，以充分实现基层政权服务于农民，切实维护、保障、代表农民合法权益的乡镇基本功能。二要进一步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搞好乡镇人员的培训，提高乡镇干部的素质，加大基层民主化建设，落实工作目标责任制，做到公正办事，勤政为民，提高办事能力和工作效率。三要积极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来加大对生态农业、订单农业、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信贷款支持力度，制定有利于加快“三农”发展及缩小城乡差别的信贷、财政、税费政策，创新金融支农服务方式，“三农”稳，国家安。四要加大龙头企业担保、农户联保贷款的推广力度，积极解决农村专业大户、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需求。做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适当放宽农户小额信贷的抵押、担保等政策。逐步增加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使“三农”获得实实在在的信贷支持。五要大力支持种养殖、销售、加工等技术项目的引进。以农村税费改革为着力点，统筹兼顾，切实抓好有关农村社会的配套性改革，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对农民实行财政补贴，以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四）大力发展优势农产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春播天府，秋收小康。”统筹城乡发展，核心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一要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促进产业化发展。目前，我国农产品精深加工仅25%左右，而发达国家却达90%以上；我国农产品产值与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的比例是1：0.6，世界各国的一般水平是1：3。如果我们把这个比例提高0.1个百分点，全国可增加230万农民就业，农民人均收入可提高193元。对带动贫困农民增加收入，潜力极大。二要积极组织和发挥好农业科研院所、教育单位、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科技人员、农村实用人才、专业大户的作用，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创建四川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积极参与农产品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领域企业建设，大力培育市场主体。三要举力各种名、特、优、新农产品交易会、展销会、农博会，拓展农产品营销渠道，增强四川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带动农民增收致富。